Catharine A. MacKinnon

Like, can it be separated from fiction? Does sexual representation shape offline sexual experiences or expectations and ideas and perceptions? And is eroticizing domination inherently harmful or can it be an aspect of pleasurable sexual encounters? And I think it's still so difficult for us to talk about women's sexuality and women's engagement with this genre.

But I think those questions are, I mean, I don't know if Andrea Durkheim and Catherine McKinnon, as sort of leading anti-pornography feminists of the time, could have envisioned a world where pornography would become the wallpaper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And when I'm talking about pornography, recognising it's a diverse genre, I'm talking about the industry's mainstream products, which might be the content you encounter on the front page of a popular pornography website.

But I think there's still this sort of fault line within feminism about pornography.

I was very grateful to her at the time because I didn't have much support from well-known feminists.

Catherine MacKinnon, for instance, who I knew better than I knew Robin, told me that there was no conflict at all between the politics of transvestite men and feminists and she couldn't support the book.

robin on the other hand agreed straight away and this is what she said she said in the shout line feminists fighting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male definitions of what a woman is now find themselves assailed by male transgender activism claiming the right to make precisely such a definition this clash of human rights has produced more heat than light But Jeffreys illumines it by countering misogynistic threats of violence with scholarly research and reason.

In a climate rife with pain on both sides, toxic stereotypes, ignorance, misunderstanding and fear, she dares to offer clarity.

And my feminism doesn't come from that bitch.

I feel about her the way that I feel about Catherine McKinnon and the other one.

Well,

I

But it was like Toronto was like 10 years ahead.

And actually there was a famous jurist who taught me in Toronto called Catherine McKinnon, Professor Catherine McKinnon from Harvard.

And that was a real lightning bolt moment for me.

And ironically, years later, this year, she came to see my play as it was touring around, the play of Prima Facie as it was touring around the UK.

And I think it is a sort of relay.

You know, you run your length while you can and you pass the baton forward.

But, you know, I really was ready to hear what Catherine MacKinnon had to say.

It was very exciting for me having come from Australia where that dialogue wasn't as rich.

And I trace in the book about a dozen areas in which this happened, in which the ideas bounced around in law schools wound up creating massive litigation or massive changes in law that produced these compliance problems.

But basically sometime by the 30s or 40s, although it started as early as the founding of Harvard Law School's new approach where they tried to bring on philosophically oriented professors, but leadership of practical law began moving to law schools, the people consulted them.

And it varied from one area of law to the next.

In torts, which I write about, there was one particular professor who was hail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tort professor.

Many other times, Uh, the, uh, the legal movement in a law school will have backing from, uh, let's say big foundations, uh, will know a lot of people in the press will be able to get attention for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I traced through areas, uh, like class actions were, you know, very clever.

Law professors laid out the idea that class action should be much more available for many more types of litigation than otherwise.

It extends into area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law, where if it were not for one particula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ofessor, Catherine McKinnon, we would probably have something that allowed some litigation, but i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片头音乐]欢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李文。海马星球是创立于2018年春季的一档播客，致力于发掘女性力量，构建母权社会。让我们一起创造属于女性的未来。[片头音乐]姐妹们好，我们先预告一下9月12号的海马围炉的主题。这次请的嘉宾叫程明霞，她是我很多年前的媒体老同事，现在呢在《哈佛商业周刊》中文版做主编，自称为“一生反骨的职场女斗士”。[笑] 这个我很爱了。她会跟我们分享她的职场经历，还有她观察到的中国职场两代女性的经验。我是很开心地听到她说，虽然现在中国职场里面老登们依然把持着主要的权力，但现在老登的权力机制比我们那个时候呢有所松动，有很多的方法去瓦解这个偏向男人的游戏规则。所以我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在围炉里面学习她的心得。如果大家能够上 Instagram 或者 Threads，也可以去看到我们围炉的这个时间以及售票海报。然后呢，8月份的围炉是大家很喜爱的野柚子主讲的。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海马嘉宾李双双她的这个听后感，因为李双双写得太好了，我就不再写了。[笑] 我现在开始读一下哈。今天听完 Timo 讲女性健康之后，最大的感受竟然是鼓舞。虽然内容还是很让人沮丧，不管是痛经、子宫内膜异位症、乳腺癌、宫颈癌、绝经期综合症，还是其他女性独有的疾病，基本上医学界都是用生孩子或者是说服用雌激素、孕激素这样的解决方法。但是服用雌激素会导致更大的乳腺癌风险和血栓的风险，而且通常医生都不会预警患者，就是很多患者在服用雌激素或者避孕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们要面临的更大的乳腺癌风险和血栓风险。这两个方式听起来都很离谱啊，也就是生孩子和用雌激素、孕激素，这两个所谓的治疗方案[笑]听起来都是非常离谱的。女性独有的疾病被一直忽视，治疗方法也是由男性视角主导的方法，甚至致癌和有害。而女男共有的疾病则是《看不见的女性》里面提到的，几乎不被纳入研究范围。因此，很多疾病的发病症状，其实就是医学界里面写在手册里面的发病症状，其实只适用于男性，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些消息本身是很令人绝望的，但今天听完了野柚子的话，我们会有希望和鼓舞的地方是，像 Timo 这样的研究女性相关癌症的学者，正在重新更正和更新这些迂腐的系统。当她非常专业地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内心是深受鼓舞的。她也会讲到，因为澳大利亚实行尽早对男性的 HPV 疫苗普及，HPV 病毒的携带和传播者主要是男性，理论上来说，女性只要不和他们发生关系，感染 HPV 的风险极低。当然同时也要保证，如果你跟女性有性行为，这个女性没有跟男的做过。God，毒源是谁，你们心里很清楚了吧。所以澳大利亚呢，因为在给男性普及 HPV 疫苗，它就将成为首个攻破宫颈癌的国家。这些消息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也是只有女性站在相关的位置上，我们才可能会做出的改变。我始终觉得我们最最需要的仍旧是做好自己的专业，不再做父权体系中的被试、被研究对象和 subject，而是主动去描述、理解和探究我们自己的困境和世界的困境，不再让世界上只有父权的、压迫的、等级化的，甚至去人性化的语言去描述和理解世界，而是真正拥有自己的声音，创造、生产、传播和讨论我们自己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当每个女性都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做好这些事情的时候，世界会改变的。祝我们都有自己的专长、专攻和创造。那说到创造，最后我想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去年10月份海马播客有一期叫《创造爱女的输入法》那期，那个嘉宾鸟慧当时说她要做一个爱女的输入法，因为现在的输入法里面有很多厌女的、爱男的偏向性，所以呢，她去做了这个输入法，然后现在呢，就是最近她把她的输入法已经做出来了，而且上传到了 GitHub，还附上了教程，安装使用教程。这个上 GitHub 呢是需要一点科学的，那如果墙内的姐妹能够出来，或者说墙外的姐妹能够给传播一下给大家，欢迎广为传播。这个链接和方法我都会发在咱们的订阅邮件里。另外还有一位海马姐，为佳怡，她做了一个 Windows版本的，鸟慧做的是 Mac版本的，我都会在订阅邮件里面附上链接。佳怡的这个毕业项目也有，也是类似的作品，也非常有趣，我也把链接附在了这里。所以我看到，因为去年海马大会我说创造即改变嘛，各种各样的创造，在这个厌女的、恨女的、爱男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每一点创造，它都在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我非常非常开心看到海马社群或者说海马接触到的姐妹们，她们在孜孜不倦地创造，这个是一个而我们也目力所及地可以看到这些创造带来的改变，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振奋的秋天呀。好，那现在我们进入播客的正文内容。[片头音乐]这一期的播客是我们《女性之路》的第七章，这一章的标题是父权制的政治权力机器。在开头的地方，我想引用一下一位激进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凯瑟琳·麦金农的一本书，叫《迈向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这本书，她在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引语，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国家是什么？她的回答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国家是男性主导的，法律看待和对待女性的方式与男性看待和对待女性的方式如出一辙。好，那为什么凯瑟琳·麦金农会把国家说成是男性主导的？然后为什么又要提到法律？为什么法律又是根据男性看待女性的方式来对待女性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这一章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前面的三期节目里面，我们详细拆解了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用了三期。这一期我们讲父权制的国家政治权力机制，我们只用一期。之所以用那么长的篇幅来讲父权制的意识形态，那么抽象的哲学思想理念，是因为它是父权社会最高效的隐蔽的武器。它们就像看不见的病毒，从小通过父权家庭、社会、学校和文学艺术思想作品灌输到我们头脑之中，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和习惯。而人的行为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价值观和习惯决定的。父权制就是这样，通过不费一兵一卒的头脑塑造，就让一代代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利益，乃至生命，去服从和维护父权制的秩序。但是这套意识形态机制呢，它也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我们看穿了它们对我们的欺骗和操纵，就可以开始解放自己，成为它最害怕的对手。意识形态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战场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去反抗、颠覆和重塑这套不公正的规则。在学会拆解父权制的病毒基因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杀死它。一个社交媒体的帖子，一次跟身边女性的深谈，一个女性拒绝妥协的人生示范，一场嘲讽男性霸权的脱口秀，都能在它的能量场里面动摇父权制的根基。那这一章和下一章里面，我们就要简单地分别介绍父权制下的政治权力机制和经济机制。政治权力机制和经济机制是我们更容易看到的外部权力机制，需要用大量物质和人力资源来维护。它们就像两台搭配运行的机器，运行程序是基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编码，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父权制意识形态。它们看起来庞大而坚不可摧，但如果我们了解它们的机制，其实同样也可以联合起来瓦解它们。提到政治吧，很多女性她可能都会本能地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其实没有人会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只是不知道什么是政治，认为自己跟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政治无处不在，看起来很遥远的政治权力会切切实实影响每一个人的命运。很多人每天都在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政治，但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章开头的故事，我想讲一讲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一段历史，一段关于现代的国家政治权力和女性之间的故事。可能很多女权姐妹都知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1979到2015年之间的一孩政策，主要是以针对女性的强制堕胎、结扎或者安置宫内避孕器为手段，控制人口增长。因为除了堕胎的痛苦和身体损伤，针对女性的节育手术也是高度入侵身体的大手术。宫内避孕器呢，又是一种很残忍的一种通过慢性发炎，就是它植入一个铜的圈，就让子宫慢性发炎来避免怀孕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所以很多女性呢，因此就终身要忍受疼痛，落下残疾，甚至可能导致并发症。如果你是生于50、60、70后的中国女性，你有很大概率躲不开这样的折磨。但是我们很少知道，在1975到1977年的印度，也曾经有过一场大型的强制计划生育运动，但它主要针对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个是国内是很少知道的。印度在1975到1977年一共做了八百三十万场节育手术，其中六百二十万场左右是给成年男性做输精管结扎，占总人数的75%。有一篇《印度快报》的报道标题引用了一位亲历者，啊，一个男性亲历者很愤懑的一句话，说，“他们只想要男人，任何男人。”“All they wanted were men, any man。”直到现在，所有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对这些男性充满了同情，认为这场运动是反民主的黑暗时刻。 但如果我们从女性的角度来观察当时的印度社会，对男性的强制结育其实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黑暗，反而可以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相对更人道的决策。父权社会里面，长期失权的女性是根本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身体做主的，而男性却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对生育给女性造成的代价漠不关心，只顾性交，不管避孕。女性也没有办法避孕，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就只能生生生，由此造成的是健康的损耗、贫穷甚至死亡。所以在这种计划生育的强制执行的父权国家政策里面，大规模地去强制男性绝育，其实是父权制下的国家第一次以国家权力强迫他们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而且对男性输精管结扎是一个微创手术，相对于对高度入侵女性身体的女性结扎手术而言，可以说是人道得多。只是因为印度当时的卫生条件很差，所以呢，有几千人在手术后因为伤口护理不善而感染死去了，导致这个结育运动呢，又被加倍地诟病。但是这些批评者没有看到更显而易见的问题。几千年来，女性用健康和性命单方面承担了生育的代价。有多少女性每天被男性以各种形式强奸，啊，包括婚内女性遭遇的婚内强奸，这些女性被迫无休止地生育，带来贫困、残疾或者死亡，这是以十亿为单位的女性的遭遇，几乎可以说是父权历史上绝大部分女性的遭遇。这样大规模地针对女性的奴役、摧残和慢性谋杀，为什么从来不会被这些媒体称为是反民主的黑暗时刻呢？父权制从一开始它就是个黑暗时刻，黑暗到现在吧。回到印度政府的这个决策，有些姐妹可能就已经能够猜到，做出这个强制男性绝育的印度领导人她是一个女性，就是被誉为“印度铁娘子”的印迪拉·甘地总理。感兴趣的姐妹可以去了解一下她传奇的一生。印迪拉·甘地是——就是我在大学读国际政治的时候，她真的就是我的偶像之一啊，是非常有魅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个女性。那我们这里就只介绍一下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了解一下为什么甘地夫人，就是她经常被称为甘地夫人，了解一下为什么她能够在当时的印度进行这么挑衅男性霸权的一项政策。我们这里引用一篇美国泌尿外科学会的一篇相关论文，叫《印度大规模绝育历史》India's History of Mass Sterilization。当时的印度呢，就是七十年代这个印度啊，因为此前的印巴战争、通货膨胀、粮食短缺等等诸多因素，政治非常地动荡，甘地总理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经济和粮食危机呢，部分是由人口过剩引发的，而西方国家当时的主流观念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原因之一是人口过多。西方国家的这个主流观念吧，背后形成的历史很复杂，一部分呢是源自环保理念，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混杂了种族主义优生学的影响。但总而言之吧，1972到1980年间，世界银行呢，就向印度提供了一笔史无前例的国际援助，总额六千六百万美元，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钱，专用于绝育项目。1965年，印度粮食极度短缺之际，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拒绝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一直到印度同意采取措施鼓励绝育为止。所以内忧外患加上国际压力，印度的官员们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强制绝育有助于减贫，减少贫困。于是就开始了这场空前绝后的项目[笑声]，真的是绝后。而在具体执行政策的时候呢，因为印度恰好是女总理当政，所以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优先执行男性绝育。这个决定代价很大，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男性，你肯定不会选择优先执行男性绝育。但是因为它刚好是女总理，所以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就使得这个政策不得不执行的政策里面偏向了女性的保护，让男性承担后果。但这个决定的代价是很大的，也部分导致了她在随后的选举之中下台。但是她依然选择了冒这个险。不过呢，在父权国家里面，这样的女性领袖随时会遭遇反扑和阻挠。甘地后来再度当选印度总理，在1984年的时候被两个锡克族的男保镖刺死。而在她去世之前，孤掌难鸣的她也被迫搁置了优先给男性绝育的政策。1976年前后，印度的绝育工作重心已经开始转向女性，每年数百万女性接受绝育手术，基本上在这个方向上走上了中国道路。为什么说中国道路呢？因为中国计划生育早期也有一些地方其实是有过给男性结扎的操作的，但因为民间普遍流传男人结扎会伤元气，不能挑担子干重活这种话术，其实羞耻原因，深层原因不是说真的男的结扎就干不了活，你看女的结扎还了那么痛，照样干活，对吧？这种说法的背后其实是要捍卫所谓的男性气概，就是你没精子了，在男性霸权的社会里面，这个是会被看不起的，所以这些男性就反抗了。 那基层政府如果强行对男性大规模地结扎，往往会遭到整个家庭甚至宗族的拼死反抗，特别容易引发激烈的群体冲突。而且事实上的确是引发了很多这种村里的男人造反、暴力造反。再加上中国的领导人呢，全都是男性，没有人愿意付出印第拉甘地总理为-- 愿意为女性付出的那种政治代价。于是呢，女性呢，就成了那个代价。所以从印第拉甘地这个努力来看啊，这个被挫败的努力来看，虽然这个努力也的确造就了蛮好的结果，但是它也的确是被挫败。这样的历史案例是很多的，它证明政治权力是高度具有性别色彩的。而更多的案例证明呢，女性掌权不仅有助于短期内改善女性的境遇，对国家的经济和稳定也更有贡献。但长期而言，如果不彻底改造父权社会的政治权力机制，那么哪怕有个别女性领导人成功掌权，获得了最高权力，对这个父权制的政治权力机制做一个局部的改良，这些改良的成果也是不太可靠的，随时有可能被父权男性集体抹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父权制的政治权力机制，尤其是国家的政治权力机制，它的设置是什么样的，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父权制的政治。很多人把政治仅仅理解为国家政府的事务，但其实政治是一个很宽泛的东西，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参与过政治。著名的激进女权主义作家安德里亚·德沃金说，政治就意味着权力和没有权力，无权力。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说到过，权力无处不在，那么政治也无处不在。西方的主流社会对政治的理解是一个世纪前的德国社会主义学家马克思·韦伯定义的。他说政治就是争取分享权力或争取影响权力的分配。韦伯在这里把政治的核心放在权力上。政治呢，不只是政府制定政策，而是任何群体围绕谁拥有权力，谁能够影响权力的分配而展开的活动。举些例子来看啊，比如说一个小学班级里头选举谁做班长，一个兴趣团体谁来制定规则，制定什么规则，一个家庭里谁来决定买房还是不买房，一个追星的组织里头谁来调度人手，决定日程，分配资源。这些都是政治。只要涉及权力，不管权力大小，都是政治。好，至于什么是权力，父权制下的权力，可以参见本书第一章[笑声]。如果这个解释还是不够好懂，那就看看美国政治学家 Harold D. Lasswell 的定义。政治就是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通过什么方式得到。这个是相当大白话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政治决定谁得到财富、资源、地位、权力，决定谁承担成本，什么时间得到，通过什么机制和制度得到。也就是说，政治就是资源价值和利益的分配过程，它既存在于全社会这种庞大的人群里，也可以存在于社团或者家庭内部这种小群体里。但是在中国，我们一般理解的都是狭义的国家政治，因为学校里就是这么教的。大家如果还记得学校的政治课本里面，比如初中的《道德与法治》，高中的《思想政治》，以及大学的思政课的课本，那里头采纳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这是一种狭义的政治观，它把政治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和阶级这种很庞大的存在，而不是任何的小群体。马克思主义把政治看成是源于经济的活动，是一定阶级、集团及社会成员之间围绕公共权力、利益分配和阶级秩序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和建立的社会关系。它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围绕着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展开的。各阶级参与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这些定义听起来吧，又庞大又抽象，当然就让普通人觉得很遥远，觉得自己渺小无力。然后呢，再加上在中国1966到1976年间，曾经经历过一场非常惨烈的政治大动荡，几乎可以说是全国内战。虽然我们不会这么称呼它，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在那个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年代，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斗争成了每个人无法躲避的日常。普通人被迫在个人生活、家庭、工作和社会上时时刻刻地去寻找所谓的阶级敌人，开展殊死的斗争，甚至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因为敌人是有 quota 的，是有份额的，你这个地方必须今年找出多少个阶级敌人来，然后进行批斗，甚至把他们枪毙，这都是有份额的，是强行分配的，所以你就没有敌人，你也得制造敌人。那比如说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一不小心用带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擦了屁股，就有可能被举报，被认为是阶级敌人，会被批斗。而且很多未成年的孩子还被迫参与对母父的暴力迫害。这样的创伤从我们的祖辈、母辈延续到今天，其实是一直没有得到疗愈的。所以很多人对政治这个词就非常的害怕，避之不及呀。但这种对政治的狭窄理解和恐惧呢，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如果我们知道政治其实并不意味着斗个你死我活，或者一定意味着庞大的国家的斗争。 如果能够看到政治其实本质就是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通过什么方式得到，那我们就会瞬间明白父权政治的本色，会知道不管多么庞大的政治游戏，它都是一样的规则，而每个人都有能力，也有权利去参与。有了这个认知，我们就会有信心去争取父权政治权利，并且最终瓦解它。第二部分，我们来认识一下父权国家和国家机器。有了政治，当然就会有围绕政治产生的活动。当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多起来了，就会产生组织，保证大家在活动里头都遵守规则。当下父权制社会里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就是父权国家。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国家是父权制的产物。在母，父权制诞生之前的母权时代，人们是以母亲的家族为中心组织社会的。母权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们把自己看成大地的守护者而不是所有者，所以也没有什么领土的概念，更不会有专门的暴力组织，比如军队，用来维护领土。从中国的红山文化遗址到土耳其的恰特尔霍伊克遗址，所有的母权社会的遗址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没有武装军队的。而随着男性用暴力建立了父权制，开始了私有制，土地开始变成少数人的财产之后，国家才开始逐步形成。所以父权制的国家它的定义是居住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政权和主权，由一定数量的人口组成的父权政治共同体。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反正大概的理解，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群人划了一圈地，然后用一群暴力的人来维护它的这个地的边界，别人不能用。但这群，这个地呢，它也不是大家共有的，它实际上是由少数的统治者精英在最顶层上最有权力的人所拥有的，然后其他人呢，就只能够为顶上的这群人去服务，去劳动，以此呢也得到一个居住的权和生活的权利，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但今天国家它其实就庞大得多，它是我们生活里头无处不在的庞然大物，它作为目前人类社会最强大的权力机制，每天都在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我们每天几点要起床或者睡觉，小孩子要不要去上学，去哪里工作，赚多少钱，要交多少税，是否会被迫结婚，能不能离婚，警察什么时候可以进入我们的家，法院怎么去判定一个人有罪，国家什么时候可以要求我们拿起武器去打仗。所有这些事情都和一个东西相关，也就是国家是怎么组织权力的。具体来讲是这样一组问题。国家的权力从哪儿来？最早谁拥有政治权力？谁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谁制定法律？谁拥有暴力？谁决定什么叫秩序？谁决定什么叫犯罪？谁来惩罚罪犯等等。如果你觉得这些问题太抽象，那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比喻来理解。假设国家是一栋房子，房子里有很多珠宝，啊，这个珠宝是大家一起劳动换来的。那这个房子是谁搭建的？谁先占了这个房子里头的大间和里面的珠宝？谁被踢出了房子，安排到了柴房，或者甚至踢出了整个房子，不许在这住？谁又决定了什么人可以住大间，谁住小间，谁能继承珠宝，谁在拿枪守卫房子？拿枪的人听谁的，谁说的话算数等等。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你觉得自己在房子里住得还算挺舒服的，那么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在大厅的宴席上，我是主人，是上桌的客人，是守门人，是厨子，还是那席上的菜？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啊，因为父权制国家有很复杂的历史，而且母权制社会的理念其实历经几千年，也一直在通过隐秘的方式传承，对父权制国家是有断断续续的影响的，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修正它造就的那些灾难，使得父权国家看起来越来越人性化。那么这也会造成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在内，对父权国家有幻想，哪怕自己一再地被它剥削、压迫乃至牺牲，也要为它的合法性去辩护。在后面，我们会介绍一下美国激进女权主义学者、律师和活动家凯瑟琳·麦金农教授对父权国家的解剖，也就是我们这一章开头引用的那段话的作者。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不要对父权国家寄托保护女性的幻想，就像不要继续幻想男人保护女人一样。那我们这个章节呢，也不打算介绍漫长又庞杂的这个父权制国家历史和形态，因为这真是非常复杂，父权制国家很多形态，很多不同的历史。但是我们想尽量简单地描绘当下世界的父权国家机器的这个基本构成，方便大家理解它的本质和操作逻辑，也看清自己在这个机器里的作用和位置。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父权国家机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绝大多数国家，虽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看起来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国家政治是在父权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里头发展起来的。就是说父权制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社会才会产生国家，那么国家它就必然受到父权制这个家庭、财产、阶级、性别和暴力这些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 在所有的父权制社会里头的通行规则，如果都是男人是家长，男人继承和垄断财产，女人和孩子在家庭中处于被男性支配的地位，那么父权制国家出现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在国家的权力框架里复刻这种关系，把这种关系变成全社会的通行规则，进一步地制度化、法律化，用强大的国家资源建设出一整套保护这类关系的基础。麦金农教授说，国家在女性主义意义上是男性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她认为自由主义国家以强制和权威的方式，根据男性性别群体的利益构建了整个社会秩序。她主要是批判的是自由主义西方国家，但其实任何国家都是父权制的，不管它是否主张自由主义，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怎么保护男性性别群体的利益，在何种程度上保护有一定的区别。那麦金农教授对国家的定义是，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力结构，它通过法律、制度与强制力，把男性作为性别群体的社会支配关系不断制度化、合法化，并再生产出来。所以她是把国家看成一个性别统治的工具的。那这一点呢，她就跟马克思主义看法不同，因为马克思主义它是仅仅把国家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们会回避性别统治这个问题。通常来讲，它不是否认，但它会回避。他们会说，只要推翻阶级统治，就能够自动解决性别统治的问题，大概是这个主张。但是如果我们看到20世纪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些实验，我们就会知道并非如此。20世纪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头，女性也没有解决她们被男性统治的问题。麦金农的这个定义对女权主义者来说是更诚实的一个国家的定义。那父权政治的权力机构，也就是维护父权制规则的国家制度和机构，我会把它称为父权国家的国家机器。父权国家机器是由顶层阶级精英设计，用来保证阶级利益和男性霸权的制度和机构。如果听起来大家还没有睡着的话[笑声]，可能很多人会同意这个定义的前半部分，就是它是由顶层统治阶级的精英设计，用来保证统治阶级利益的。这部分很多人，中国人我觉得都至少都会同意，但是你说它是用来保护男性霸权的，那很多人就不太同意了，甚至很多女性都不同意。毕竟嘛，因为男女平等这个表述都已经被写进了很多现代国家的宪法里，中国宪法里也有，不是吗？这种不赞同啊，就是对我说的这个国家保护男性霸权不赞同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因为被现代法律的表述所蒙骗，因为其实人也没有那么好骗。现代的这些国家宪法里面都写着人人平等，对吧？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宪法里头写的人人平-平等并不妨碍现代国家致力于精英去剥削和压迫底层。这一点吧，也不用太聪明，你也能看穿。那为什么很多聪明人明明看到很多铁证如山啊，证明国家是在系统性地保护男性特权的情况下，还是激烈地否认国家对女性的压迫呢？追其原因，绝大部分否认国家压迫女性、维护男性霸权的这些人是拒绝承认母权历史的，也否认我们在此前的章节里反复提到的父权制的发家史，不承认父权制从最初就是以暴力奴役女性起家，自然就更不会承认现代国家依然继承了古代父权制的男性霸权。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古代父权制，就有现代父权制。当然，很多男性或者精神男性作为心照不宣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否认国家压迫女性，也只是为了继续维护男性霸权而已。所以他们的这种否认也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因为太聪明了。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我们讲到了马克思对国家和私有制起源的定义，那跟其他的男性学者相比，马克思至少对这段历史还是比较诚实的，也就是他承认人类文明起源于母权制，而父权制男性创立者在消灭母权制的同时制造了私有制，并通过国家暴力机器维护男性对女性的性别统治，以及精英对下层的阶级统治。国家和国家机器由此产生。另外一个相对还比较诚实的男性知名学者，是无政府主义学者和活动家，也很有名，叫大卫·格雷伯。他的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者的启发。他写了一本叫《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的书，他在里面全面梳理了全世界很多个国家的起源。他是想要证明，就是国家没有一个特定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起源，但是他最后找到了一些共性。他承认所有的这些早期的人类国家都是在权力顶端使用展示性的暴力，就是杀鸡给猴看的暴力，并且最终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和模仿了家庭的父权组织形式。这个就跟我们在之前分析中国孝道文化的章节里面讲的内容很像。我也讲到了中国的这个具体案例嘛，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用孝道来统一了家庭和国家内部的父权制，这个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同样的结构，家和国遵循同样的结构，也就是男性霸权等级秩序，而不是平等的秩序。 在父权国家里面，我们大致可以把国家领袖看成是父系大家族的大家长，通常是爹，偶尔会有女性，类似于父系家庭里面掌权的妈妈，但很少。然后这个大家长有时候是一小群人选出来的，有时候是武装夺权的，有时候是选举出来之后赖着不走变成了武装夺权的。家族里头的人努力干活生产，生产出来的财富和物资，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要上交很大一部分给大家长。然后大家长会自己留下最多的一份财富，再给一小群人，大多数是男人，分另一部分财富和物资。这些人要一起立家规，给家里人做一些内务管理工作，还要确保没有人违反家规或者推翻大家长，要给家里守门。这些人就是父权国家的国家机器。父权国家机器的组成有非常多的不同名称，但基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负责重要的社会规则，也就是法律的制定，我们称它为立法机构。一部分负责根据法律来制定具体政策并且执行，可以统称为行政机构。第三部分呢，是由第二部分领导的，它是负责以暴力为后盾，维护法律，镇压不守规则的人，并且对付外来的规则破坏者。这部分可以统称为暴力机关。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家领袖这个概念，就是作为大家长的国家领袖，他是什么？如果把父权制国家比喻为一个父系大家庭，那么国家领袖就是这个家庭里的大家长。在现代国家里头，这些大家长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国家主席啊、总统啊、总理啊等等。他们拥有全国最高的权力，也就是可以根据本国的法律去领导、调度和分配全国的公共资源，推动政策的制定，调动国家的暴力机关等等，就是非常大的权力。如果这些大家长在本国的权力过大了，那么他们甚至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制定法律，随便使用国家资源，随便对待家里人，也就是国家公民，哪怕这个法律会带来灾难哈。怎么去理解父权制大家长的作用呢？我们就要看一下父权制的国家领袖和母权社会里头的母系族长之间的本质区别。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家长嘛。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二者之间的权力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两个本质区别是，一个是权力的产生过程，一个是权力的制约机制。换句话来讲，就是权力是怎么来的，这个权力是什么，又能用到什么地步。那母系族长的权力啊，就是母权社会里母系族长的权力，首先来自女性作为母亲的创造和劳动，母亲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创造人类，关爱和养育人类，得到孩子由爱和依恋而生的尊敬，这个是自然地产生的一种情感。所以呢，这个是母权的权力定义。但父权国家领袖的权力是来自于用父权制系统性地暴力夺取母亲的权力，或者窃取母亲的权力，并且用暴力保证所有人的服从。我这反复提到暴力，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说，那现代民主国家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没有什么暴力，对吧？领袖是全国人选出来的。但是其实呢，因为父权制的种种设置，还有国家这种庞大的人口，就国家的人民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或者认识他们选出来的领袖。所以海德在接受《海马星球》采访的时候，一直反复在说，他说国家这个太大了，太大了，现在就是政治单元这个东西，它不应该那么大，那么大的情况下，你选出来的人你根本就不认识，你怎么能够放心让他去获得如此大的权力来掌握所有人的命运。所以事实上，父权国家的这个领袖的权力，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窃取的，而且领袖的权力又一直受到国家机制的保护。所以父权制国家领袖的权力不是真的出于什么真心的爱戴。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那是神经病。所以它是源于暴力和父权政治机制的。那母权社会母系族长的权力，它的内容是什么？它主要是保管家族的财富和资源，主持家族协商和根据协商的结果去按需分配的权力。因为母系家族它是没有私有制的，所有人资源共享。如果家族生产出了剩余的财富和资源，那就由族长来负责保管。族长会定期地召开家族会议，协商商讨重要的工作分配和资源分配，然后根据大家认为公平的原则再进行资源的分配。那当族群变大，需要协调不同家族之间的合作或者利益冲突的时候，族长们会代表本族一起去开会协商。但是注意，在这种跨家族的协商之中，他们只有代表权，没有擅自决定权，他们不能够做出任何违背本族人利益和意志的决定。如果本族人有任何不同意的东西，他们得回去继续商量，反反复复，一直商量到大家都接受为止。所以它是一个协商的，非常讲究平等协商的这么一个权力架构，它就没什么我们今天所理解，理解的这种超越、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他们是没有的。但父权国家的领袖权力那就不一样了，完全相反。 父权国家的领袖是由国家机器来保证的统治权。这个统治权使得领袖和他领导的机构，一般都是政府嘛，就可以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可以去强行地征集资源，比如税收、土地和人力，也可以按他们的意愿去分配资源、支配资源，制定计划，甚至去控制、伤害乃至杀害别人，这都是他们的权利。这个权利非常的广泛，不受国家单个个体成员的制约。即便是在最民主、法治最健全的父权国家里，领袖的权力也是凌驾于国家个体成员之上的，对吧？我们生活在、成长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会以为权力就是这样的，就是会有人权力比我大，他能够决定我的生死，决定我的命运。但在母权社会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下一个就是讲到父权国家的立法机构。现代的父权国家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也就是议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理论上呢，议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一群人，代表人民的利益去制定法律，他们制定的法律反映了人民的意志，这个是它的定义。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各国的这个议会或者人民代表机构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人民选出来的，或者选举之中它有很多猫腻啊，作弊啊，所谓的这种人民代表机构制定的法律也不一定优先反映人民的意志，也会经常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它尤其容易违背女性的意志和利益。我这里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很多的父权国家都有关于所谓激情杀人这种罪的专门的法律，它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伴侣在产生争吵的时候，一方把另一方给杀掉了，我们都知道啊，绝大部分这种时候都是男的把女的杀掉了，那法律就会认为这是激情杀人，是可以体谅的，它一般会轻判，甚至有些时候还能判无罪。这种激情犯罪情有可原，这种法理原则其实就是源自父权制赋予男性支配女性权力的古早历史。这个可以在咱们本书的前几章，前三章里面都可以看到，我反复在讲这个历史。那比如法律对统治阶级的维护呢，就是统治阶级是以人民政府的名义来统治的，即便政府官员不是选举产生的，也会受到国家绝对的保护，并且享受高于普通民众的待遇。这些都是母权社会里面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仔细观察父权国家的法律，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号称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法律和实际操作里面看到大量的等级制和男性霸权的特征，跟他们宣称的平等，人人平等的这个原则背道而驰。父权法律空洞地许诺人人平等的原则，却并没有实际地为实现这个平等做出真正有效的设计。比如说，中国法律是保证农村女性的宅基地继承权的，但是并没有真正严格的惩罚条例去对付违反这条法律的人，或者地方组织，或者是政府。所以到现在，很多地方女性的宅基地权依然是一纸空文。稍微有点社会经验和性别权利视角的女性，她就不难发现，尽管现代国家的宪法宣称的是房子里头人人平等，她们大多数时候依然是房子的大厅宴席上的厨子，甚至是菜肴，这个席位上坐的主要还是男人，尤其是主位上。那这个说的是立法机构。我们普通人日常打交道最多的父权国家机器就是它的文职政府，也就是负责父权国家事务管理的行政机构，包括中央政府和执行部门这个上下级关系的两部分。中央政府是由统治精英挑选的人组成的国家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的各项政策，协调并且监督政策的执行，它也被称为行政机关。各国中央政府也负责在不同程度上负责领导军队、警察等等这些国家暴力机关。比如说像中国的国家主席，他也同时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美国也是一样。那在中国，它就是由国家主席挑选的领导班子。中央政府呢，在中国，它就是由国家主席挑选的领导班子，在美国，它就是由国家总统指定的领导班子。这些领导班子分成不同团队的领队，比如负责经济的就是经济部长，负责法律的就是司法部长，负责外交的就是外交部长等等。那这些领队啊，他们在理论上是优先遵循宪法的，不应该只听总理的，或者总统的，或者说是首相啊，或者是主席的，他们应该在理论上是优先遵守宪法，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服从国家领导人的指挥，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多数时候就会出现例外，而这个例外呢，其实也很常见。那中央政府之下就是行政机关的执行部门，它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负责税务、教育、社会福利啊，进出口管理啊，人口统计啊，婚姻登记啊，土地管理啊，劳动保障啊，社会治安啊，国家安全啊等等公共事务管理的这个机构，税务局啊，什么公安部门啊，什么就派出所啊，民政局啊等等。这些执行部门，他们每天处理的都是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事情，比如说给孩子登记户口、发护照、收税、审批建筑许可、管理学校、发放社会福利、制定劳动法规、给车船发放运输许可等等。我们普通人平时接触最多的也往往是这一部分，这个就是官僚机构，也就是我们所谓办事儿的地方。理论上，这里的工作人员是人民公仆，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每个成年人其实都多少会知道，作为行政机构的政府，也不都是一直为人民服务的。它提供部分服务没错，但是他们跟人民作对和给人民添堵的时候也不少，而普通人对此无能为力。你比如税收这个东西，政府收多少税，民众是没有发言权，更加没有什么办法讨价还价的。在那些政府或者领袖权力过大的集权国家里头，政府甚至可以不顾民众死活，强迫民众缴纳所有的生产所得，造成惨烈的悲剧。那这样的惨剧是在历史上是屡屡发生，在20世纪就曾经有两起大规模的饥荒是这么造成的，其中一起是1932到1933年前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大约导致了二百四十万到七百五十万的乌克兰人死亡。这个乌克兰大饥荒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另外一起发生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新一代的姐妹知道这个历史，但它发生在中国1959到1961年，啊也有学者认为可以扩展到1958到1962年。当时的政策大约导致了一千五百万到五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这个饥荒后来被称为是三年自然灾害，但其实它跟自然灾害毫无关系。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政策上胡来。所以这个在税收这个方面，国家领袖的权力过大，真的是会造就很可怕的危机。还有一些其他的危机，比如说当一个父权制国家政府的领袖，因为自己的家族或者利益集团需要牟利，决定发起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战争，那大多数民众也几乎是没有拒绝参与的权利的。比如美国对中东反复发起的战争就是这样的案例。前面讲的这个就是说不分性别的普通人，他在一个父权国家里会遭遇的这种最糟糕的情况。而对女性而言，她们经历的悲剧就更加隐蔽了。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民政局是把婚姻登记处几乎变成了自动贩卖机，从夜总会到机场，从医院到商场都可以随便结婚了，随便登记了。但是呢，却把离婚变得无比的困难。很多困在家庭暴力里头的女性没有办法离开暴力的伴侣，甚至在等待离婚的过程里被丈夫杀害。你看，就是政府它明明本来是为人民服务，保障妇女权益的，对不对？但此刻却明显地在把女性诱捕进入婚姻，然后又坐视她们的痛苦，让她们难以离开父权婚姻的囚笼。这不仅仅是为了保证父权国家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让女性继续生孩子。啊，你进了婚姻，绝大部分中国女性进入婚姻，她就会生孩子，几乎就是让男人来保证女人去生孩子。让女人不断地生孩子，就可以提供国家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但是它同时还有一个很古老的契约在起作用。这个契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讲到的，父权制从建立之初就跟每个男性订下了一个古老的契约，就是他要保证大多数的男性都有一个可供他支配和使用的女人，因为男人他没有老婆，他就造反啊。父权制就是一群男人打下江山，然后分配女性给他们做奴隶，这个是它的起源。那么这个古老的契约里头有一条心照不宣的一个条例，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分配女人，那我就要造你这个国家的反，这是男人心知肚明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父权国家的暴力机关也会在这里头起一个履行这条契约的作用。那我们下面先来讲一下父权国家的暴力机关。父权国家的暴力机关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先看到母权社会的历史，就是母权社会是没有暴力机构的。我们都知道，没有等级制和私有制，所以它就无需暴力维护任何东西。但父权制因为诞生于暴力，而父权国家机器的暴力机关呢，就是最能够体现父权国家本质的东西，包括司法机关和军队，也就是法庭啊、警察呀、军队啊、边防啊、监狱啊，以及其他拥有强制能力的国家机关，他们构成了国家权力的硬性部分。他们不一定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起着威慑作用，震慑任何敢挑战现有秩序的人、组织或者国家。父权制国家只要存在一天，暴力就必须陪它到最后一刻。为什么呢？因为统治者害怕自己会被心怀不满的被统治者推翻。理论上来说，国家暴力机关是优先服从宪法，宪法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全社会一起制定、共同遵守的原则。暴力机关应该优先服从宪法，然后根据法律去服从国家的领导。但父权国家领导人明显违反宪法，政府却对此不作为甚至助纣为虐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在父权历史上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发生。比如美国司法机构吧，也是美国的国家暴力机关，他们在爱泼斯坦案被披露之后，在那么多明显的证据之下，仅仅是逮捕了爱泼斯坦这个犯罪集团的主犯和一个女性从犯，但是没有对参与这些犯罪活动的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的男性精英做跟进调查。即便这个案件是非常恐怖的，涉及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贩卖、绑架、强奸未成年人，主要是女性未成年人，还有谋杀等等重罪。 即便这个案件已经引起了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民众的愤怒。所以在这个案子里头，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暴力机关可以违背法律去保护精英男性支配和伤害女性和孩子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面前，父权法律可以说是废纸一张，父权的暴力机关可以是助纣为虐的工具。当然，爱泼斯坦案是一个关于精英男性滥用权力并且得到暴力机关保护的情况。但普通男性呢？底层男性呢？很多人会认为说普通男性、底层男性是被压迫的，甚至他们受到的压迫比中产或者上层阶级的女性受到的更多。但是其实在结构性的框架上，普通男性和底层男性的权利是要高于其他阶层，比他们高的阶层的女性的权利的。我们说的结构性权利指的是一种原则的保护。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要求拥有女人，支配女人的权利的时候，即便是底层男性也会得到国家暴力机关系统性的保护。最典型的案子就是江苏徐州农民董志民绑架、强奸和囚禁小花梅案。这个案子当初是非常大的一个案子，但现在才过去四年，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就是2022年被媒体爆出来的，就是江苏徐州一个底层农民，是个贫困户啊，是政府补贴的对象。他绑架、强奸和囚禁了一个女性，用铁链把她拴在屋子里头。这个女性呢，被他强奸之后生下了八个孩子。这个案子当时是被称为铁链女案。如果不了解这个案子的姐妹可以去搜一下。在这个案子，后来整个政府和司法机关，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一开始是遮掩这个事情，不许媒体报，然后呢，遮不住了，就开始所谓的调研，然后也不允许媒体去继续采访，最后给出一个公告，含糊其辞，而且很多地方都是前后矛盾，就说这两个人是合法结婚的。但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违法，违反法律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女性她精神不正常，然后就跟精神病人结婚是个违法的事情。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任何敢于追究他的人也都被送进了牢房，或者是，啊，被禁言了。整个案子暴露出来的是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也就是暴力机关，是配合底层男性用收留、结婚这样的手段合法化这一类的犯罪的。这样事情并不是孤例，因为很多网友在相关贴子下面的留言也证明了这类犯罪在偏远农村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就是说即便你是一个社会父权国家里最底层，最底层的男人，你也是会得到暴力机关，包括行政机关的保护，保护你的男性特权。这个特权就是有一个老婆，你可以有对这个老婆做任何的事情。那在城市里头，底层男性也是这么得到保护的，他们更加会集体地去主张他们拥有女人，支配女人的权利，呃，而且他们经常会联合起来去召唤父权国家男人之间的这个古老的契约，而暴力机关也会去回应他们。比如2026年8月16日，在时代峻峰重庆总部的长江国际楼下，数百名男性唱着国歌，打着国旗，聚众辱骂和殴打上百名追星女孩子。这些男性此前已经在网络上对这些女孩进行了信息开盒和骚扰，因为他们认为女孩子们大规模地追星是他们交不到女朋友或者找不到老婆的原因。换句话来讲，这些男性认为女性有义务跟他们交配，为他们服务，他们也有权利去用暴力干涉女性的择偶权。根据现场的视频来看，警察对暴力围殴追星女的男人们是相当地客气，不仅没有用武力及时平息纠纷，只是最后用大巴把他们接走了，客客气气地接走了。而且在后来的警情通报里面也是含糊其辞，轻描淡写，说这是因为个别人员因口角发生争执，而且最后还呼吁青少年朋友理性文明追星，暗示女性追星的行为不理性、不文明是整个冲突的起因之一。所以男人们，这群男人，就是在重庆聚集的这群男人，他肯定是找不到女朋友的底层男性嘛，在城市里头。他们会打着国旗，唱着国歌来，来殴打追星女，这个行为是非常诡异的，对吧？你，你打人，你为什么还要唱国歌，还要打国旗？但是很明显，他们这个行为是在召唤和唤醒父权国家的古老契约。这些人用国歌和国旗作为符号来向国家发出抗议。他做这个事情，他是要给谁看？是要给国家看。就是抗议女人去追男明星，不和普通男人约会。他们认为这是不遵守父权制的妇道。女人要遵守妇道嘛，所以这些女人应该被教育。而警方呢，作为国家暴力机关，他的这个公告，最后的公告和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在回应这些男人，你们说得对。 我们会教育这些不守妇道的女人。所以呢，父权国家的这些不管是立法机构、执法机构还是暴力机关，他们都在持续地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男性的霸权。下一个部分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说为什么现代民主国家也会持续地生产男性霸权。现代国家有很多形态，有的是更加民主，也就是民众对公共事务可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比如北欧国家。有的是极为专制，就是民众只能高度服从统治阶级，比如北朝鲜。那绝大部分国家位于这二者之间。相对而言呢，在民主制度更加成熟的国家里，女性因为参政的机会和渠道更多，获得权力的机会也要比不那么民主的国家要多。但即便是在现代民主国家里面，也依然在持续地产生男性霸权。这个绝不会-- 绝不是说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对女性而言都一样的糟糕，而是说父权民主制度并不能根本解决男性对女性的性别霸权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 先从现代民主国家它的理念的产生来开始讲。先讲一下第一部分，就是三权分立这个概念。三权分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自称民主的现代国家，它在理论上会把国家权力拆分成三块，立法、行政、司法。然后呢，这三块是由互相独立的三个机构负责。立法机构制定法律，官僚机构根据国-- 法律制定国家政策，并且领导军队，而暴力机关包括警察，呃，等等等等。我们前面说到，用武力来维护政权和国家领土。就是这三个机构理论上谁也管不了全部，互相牵制，防止个别人垄断过多的权力。因为历史上个别人垄断过多的权力，昏君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整个国家可能都会亡国。三权分立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男性分割利益的方式，就是这套制衡机制，权力制衡机制，最早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里提出的概念，他部分借鉴了古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框架，就是古希腊、古罗马那时候他们也有议会，啊，也有代表部分社会里头的精英和中产的这种议会制度。当然，到17世纪的时候，约翰·洛克提出的三权分立，他里面提到的这种对人民群众的这部分的代表就扩大了，就不再是仅仅代表少数的贵族，或者，呃，像古罗马那时候的自由人啊什么之类的，而是代表所谓全体民众，在他眼里是全体男人。后来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的时候就把他这个制衡机制给了个名字，叫三权分立。这个理念和权力框架是随着欧洲国家势力的扩张而普及到了全世界，就是世界各国本来大家可能都是男权君主制嘛，父权君主制嘛，或者是说有很多母权社会，当时还有，但是这些社会也被入侵，被白人入侵，然后结果就大家都慢慢学会了他的这一套政治制度，被迫去模仿了它。从那个时候开始，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度理念就扩张普及到了全世界。但其实三权分立这个民主框架，即便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面，也是没有真正完全实现的。毕竟作为所谓古代民主起源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以奴隶制起家的，也都是把女性当做一个整体的被统治性别对待的。古罗马就是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而后来被称为现代民主标杆的蓄奴时期的美国也不例外。然后与此同时，女性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就是当时创立美国民主的那些所谓国父们，美国国父们，比如托马斯·杰弗逊，也都是一面宣传人人平等的理念，一面剥削自己的大批奴隶，强奸女奴，而且完全没有考虑给女性以任何平等权利的，因为女性在他们眼里就不是人，至少不是完全的人。所以父权制下的民主起源只是不同男性精英群体之间权力争夺之后的妥协结果，妥协结果。民主起源的背景是这样的，就古代父权制度国家通常就是王室贵族啊，拥有无限特权，把大部分的普通人困在他们的领土上做奴隶或者准奴隶。但是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新兴起了一个欧洲的商业精英和职业阶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个资产阶级。当时这些商人，还有这些职业阶层，职业阶层就包括律师啊，呃，文员啊这一类的高级白领，这些人借助全球贸易带来的财富，形成了新的力量，挑战王权和宗教权力。他们借助普通民众对等级制的不满，跟国王、宗教、保守派、知识精英等等这些旧的特权阶层进行了长期流血或者不流血的激烈斗争。最后，封建时代的父权政治精英被迫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退让，各派势力互相妥协，重新分割利益和权力。普通民众当时也参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方面呢，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冲在街头革命队伍前面的很多都是已经买不起面包的家庭妇女。 很多女性她就是真的，就是当时因为通货膨胀啊什么的，导致她们就活不下去了，家里人孩子面包都没得吃了。所以她们当时其实是革命的主力军之一，包括攻陷巴士底狱的，还有冲到凡尔赛宫去给国王抗议的队伍，前面都是女性。那普通的民众当时参与这个革命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当时给普通人许诺了更多的人生自由和权利，这就让那些过去被捆绑在土地上难得温饱的这些农奴或者准农奴们能够得到选举权、教育权和一些选择工作的权利。这一套新的规则对普通人更有利，女性可能也在里面看到了一些机会，所以她们当然也参与其中。我们在英国的光荣革命啊，法国大革命啊，美国独立战争啊，还有中国晚清开始的国民革命里面，都会看到很多相似的故事。但是这些许诺啊，就是民主给普通人的这种许诺，也就是人人平等、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许诺最初都是给男人的。那些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男性民主先锋并没有把女人当作人。女性是直到19世纪才开始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性别慢慢争取到各项法定权利的。注意，在这点上，我们女性真正作为一个性别，从我们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几千年前被男性集体当作奴隶来俘虏和剥削、压迫、迫害，一直到19世纪，我们才第一次以性别为身份联合起来去争取权益。我们想到这上千年里面，女性是没有这个意识的。性别权利意识是多么的重要，它一旦有了这个意识，它是能够改变很多东西的，它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的。那些女权先锋看到了男人们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许诺，她们发现在变动的大时代，女性只要参与革命，在其中就有为自己争夺权利的机会。在英国、法国、美国是妇女参政论者，还有黑人女性平权运动家，在中国则是以秋瑾、唐庆英等等女性精英为代表的一代革命女侠。女性自下而上的集体抗争，刚好呢，又有利于主张新兴民主的男性群体的部分需求，他们觉得可以从中结构性套利。女性靠艰苦斗争参与现代革命，而男性民主革命者们让渡给女性教育权、部分的参政权，还有工作权，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女性作为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工具价值。这个地方要注意，就是说女性她起来抗争之后，男性才发现了女性在这方面有工具价值。之前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去用女性这个工具，他们还觉得就是工具，就得把她束缚在家里头。但是新一代的民主革命男，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女性也向他们展示了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就我们以中国近代革命为例吧，就是男性革命先锋主张放开对女性的束缚，给她们一定的权利，他既是为了对抗当时西方入侵者强大的势力，在这个对抗过程里面，他们需要拉拢女性这股革命生力军。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有一种寄托，寄望于通过母强则国强的逻辑，利用受教育的女性育化出更强盛的下一代。他们觉得西方强大是因为他们让女性接受教育，所以这些女性教出来的孩子就会更聪明，就会有更强大的国家。是这么一个态度，把女性看成是一个更高级的工具，而不像原来就是拿她当低级工具用的，使得父权国家在现代民主制度里面可以以分配权力来拉拢女性，但它的目的始终是以最大化女性的工具属性为前提，而并不是真正承认女性独立平等的主体地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女性先辈已经为我们争取到了宪法赋予的平等权利，部分平等权利吧，至少说是，那我们在这个法律框架里面继续依法斗争，是不是就能够最终实现彻底的性别平等？答案是不能。现代民主国家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首先，父权政治和国家暴力之间存在深刻的历史联系，而国家暴力掌握在男性手中，它会确保男性霸权。传统的父权社会把男性塑造成家庭的保护者、惩罚者和最终的决策者，而国家则把这种父亲式的权威放大到了整个社会。国家的领导人是国家之父，国家领袖是臣民的父亲。军队呢，则强调服从命令。男性被塑造成天然的战士、保护者和暴力执行者。所以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强制机构，也就是军队和警察，在历史上长期都是男性占绝对多数的机构。而法院还有都是男性垄断主要权力的机构。这并不是因为女性天生没有能力执行公共权力，而是因为父权制早就把暴力和男性联系在了一起。男人被教育为战士，女人被教育成为被保护的人。男人拥有武器，女人需要男人保护，男人负责国家安全，女人负责家庭。然后这种分工又反过来证明，说看，男人果然更适合掌权。这就是父权制最聪明也最难打破的地方。它先是制造一种社会分工，然后再用这个分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那你想国家暴力机器掌握在男性手中，它当然也就会用来维护男性霸权。其次，父权民主国家从设立之初就还有一整套的法律机制在持续地生产国家男性霸权。那麦金农教授就描述了这个生产机制，也就是通过男本位的法律，她，她没有使用男本位这个词啊，这是我自己给她总结出来的，就是法律是男本位的，是通过男性视角来看女人的。所以呢，通过男本位的法律，国家建立了一个垄断的权力机制，用这种权力维持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男人的权力不仅仅是靠警察、军队这种硬实力来维持，它还制定了偏向男性利益和男性视角的法律，从男性利益出发，决定什么叫正常，什么叫客观，什么叫事实。我们会发现在法院，在法庭上，对吧，很多时候，呃，女性的陈词是被反复质疑的，男性的陈述就会很自然地被认为是正常、客观、事实。但女性哪怕她说出自己亲身经历的铁板钉钉的事情，她也是要被反复质疑的。所以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客观，什么是事实，也是由掌权的男性来决定的。这个就是最隐蔽、最高效的权力操纵。法律站在男性的角度去看女性，他们来决定哪些值得被重视，哪些不值得，然后才决定怎么对待女性。举一个例子，无论在哪个父权国家，都不会把男性导致女性意外怀孕定为一个罪，反而可能会对女性堕胎进行各种法律规定，可能，不一定，但是反正女性堕胎受到的法律约束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都要高于男性让女性意外怀孕的，或者说计划外怀孕的后果。那你想啊，男性跟女性发生性行为，他不承担避孕责任，这个是父-父权国家普遍现象吧。啊，男的就不管。那男性导致女性怀孕之后，无论女性是堕胎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对女性的健康都是非常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为什么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呢？对男人来说。反而是如果女性如果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而选择堕胎，倒是可能会在——那很显然，制定相关法律的人根本没有打算去理解女性的遭遇，他们甚至认为男性的角度才是客观的。怀孕不是伤害，而男性认为女性同意性交就等于同意接受怀孕。这个就是完全从男性视角去制定的法律。但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已经脑子都被现有的制度、法律已经塑造了，你也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有一天实现了母权社会，立法者从女性利益角度出发，她会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她们会把男性导致女性非计划怀孕定为重罪。你就可以想象，如果是这样的一条法律被严格地执行，那男性会怎么样？那男性就会各种地生产男性避孕药，主动进行男性结扎手术，而且男性会主动避免纳入式性交，主动承担避孕责任。而女性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她完全是有可能大部分不选择跟男性性交，或者至少不做纳入式性交，因为健康的风险过大，她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高度风险的一个行为。对，麦金农说，国家不是某个具体的机构，而更像是一张撒在整个社会里的网，到处都有它的影子。家庭里、职场里、街道上，男人对女人的权力早就存在，而法律只是把这些权力包装成了国家的权力。在父权国家里，法律的统治和男人的统治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网，这个国家这个网，它是全体男性集体织出来的。掌握了权力的男性制定游戏规则，没有掌握国家权力的男性通过暴力或者合法途径去主张自己想要的游戏规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时代峻峰楼下男人殴打追星女这样的暴力途径。不管哪个阶层的男性制定规则的时候，他们都很少选择背叛男性群体的利益。他们可能会干掉自己的男性竞争对手，他们可能会，呃，坑自己身边的男性的同事，但是他们不会去背叛男性群体的利益。他们会要求女性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就男人的利益，这就是个人层面的冲突。男性个人层面的冲突不妨碍他们维护男性群体的利益，而女性一定要从中去学习。男性对女性权力的打压甚至会跨越阶层和种族，对吧？我们都知道，就我以前在海马里面也说过很多次，就是在美国，白人女性获得选举权的时间要比黑人的男性晚半个世纪。这就是框架性权力的差异。就是说在男性性别的这个框架里，权力框架里头，黑人男性是高于白人女性的，那黑人女性就更惨了。黑人女性比黑人男性要晚九十年差不多获得选举权。这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框架性的性别权力。拿起父权法律的武器维护女性的权利，对女性来说，就很像有一个叫《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个童话里头的一个情节。爱丽丝是一个小女孩，她到了一个梦境里头，然后呢 里头有一个很暴躁的女王，动不动就砍别人的头。然后这个女王要求爱丽丝抱住一只活的火烈鸟，用火烈鸟的头来打一个球。结果那个火烈鸟的脖子弯来弯去，不管她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打中那个球，就算击中了，偶尔打中，它也不可能对准球门。那么父权法律对女性而言，就是这只火烈鸟，而女性想要通过父权法律去获得女性的正义，就像你抱着这只活烈—活火烈鸟去打球一样，它的结果是注定是不理想的。女性她或者可以在这个男性织就的国家权力网里面，通过一些斗争局部改善法律，但只要她们不集体掌握权力，成为制定规则的人，就永远无法在这个天罗地网之中获得和男性的平等待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反家暴法出台这么久了，到今天解决了中国的反家暴问题吗？没有，没有任何的作用。那所以要看穿父权国家法律的虚伪，要看穿它对女性利益的漠视和对男性利益的鸡贼保护，我们就要学会从女本位的角度出发，去想象一套全新的法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时间去研究的工程，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建设未来的思维游戏。就像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如果我们在未来的母权社会里面，我们怎么去制定法律，让男性去为避孕承担责任，或者对男性暴力采用什么样的判定标准，什么样的惩罚措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去构建未来理想社会很具体的，这叫显化，我们现在经常说显化，你要显化，你要，你要想要建设未来，你要具体地去想象，越具体越好。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思维游戏，我们想象得越具体，我们的显化就会越有用。那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三个部分，就是为什么现代民主国家它也是持续产生男性霸权的，这就是一个宏观的操作，就是男本位的国家资源分配。因为父权国家嘛，它的国家领袖和国家机器是可以通过资源的分配来持续生产男性霸权的，这个非常高效、强大，影响深远的。比如国家在教育系统里面，它组织起来的课本内容是男本位视角的历史、语文、政治等等，就是说它完全是从男人的角度去描述历史，描述社会规则，描述什么是有利于国家的，什么是不利于国家的等等。然后与此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抹去女性的存在和贡献，还有女性视角，还甚至打压和打击任何人在教育系统里面传播女权视角。你看现在很多女性的老师，她有女性权利意识，她在课堂上是不敢讲的，讲了会被学生举报的。那这样的对教育的这种垄断，就会培养新一代的人，不管女的男的，都要从男本位视角来理解世界，看待世界。与此同时呢，他们在文艺创作宣传领域也会遵循同样的原则来进行管理，这个是国家层面才能够办到的事情，只有国家有这个资源和这个权力去做这个事，因为它是垄断的。那国家在医疗研究领域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把大量的这个资源优先投给男性相关的健康研究，而忽略女性健康相关研究，这不仅会长期让女性健康权益受损，更会导致大多数医学界女性被排除在医疗研究领域的核心权力之外。然后呢，在扶贫项目里面也是钱来说话，就比如说在地方一个扶贫项目，它会有很多男性申请者，也有很多女性申请者，但男性首先在信息上会更通达，这男的就会更知道哪-哪里有这些项目可以去申请，因为他们之间会传递信息。然后呢，这些资源的掌握者也会优先把资源拨给男性的申请者，这又保证了男性把握更多的资源。那国家暴力机关呢，也会优先把资源和权力分配给男性成员。女性在国家暴力机关里是被持续边缘化的。我就说一下，就任何国家的军队、警察系统里面，里面少数的女警是要持续忍受她们的男同事、男上司的羞辱、漠视，甚至性骚扰，还有强奸的案子是在世界各国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更不要说让她们掌握核心权力，这个就非常的难。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现代政府，就女性要去争取在政府之中，不管你——哪怕你是暴力机关之中的一定的女性代表，即便它是国家暴力机关，它可能会干很多违背女性利益的事情，但里面女性增加了，她也会对女性整体的权利有一定的好处。当然这个也可能好不到哪儿去，可能进去以后她也被驯服了，这些女性。但不管怎么样，对身处其中的女性来说，她只要多一个人，她受到的欺负就能少一点。总之呢，因为国家的权力是强制性的，所以它能够收敛到最多的资源。不管是谁，只要你是这个国家公民，你就得收—缴税，国家征兵，你就得去参加。这也导致很—女性很难完全脱离这个系统，去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系统。比如她们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去成立一个女本位的教育体系，或者自己去成立一个女本位的国家广播公司，国家也会禁止她们这么做。国家是用强大的资源、垄断的权力和强制手段，不断在全国范围内维护男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也就是把女性固定在从属男性的位置上。 当然了，这种男本位男性霸权特色的资源倾斜会有很多谎言来维持，比如说这么做是因为社会需要，这么做是因为男的就是干得更好，更聪明，做了更多的实事，这么做是因为这个男的项目就是比女的项目好，等等等等。但所有这些判断，定调权，这个判断的权力，最终审核权都是掌握在男性手里，所以他不需要去证明。这种谎言也不断地被女权视角的研究者驳斥。但是呢，掌握国家资源的男性利益集团是可以通过塑造舆论和打压反对的声音来强化谎言，扭曲人们的认知的。久而久之嘛，女性她自己都自卑，对吧？她就会觉得，啊，的确是那个男的项目比我好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女性是容易被这样的谎言塑造的。呃，那接下来我想讲一下父权国家里面女性权利的社会限制因素。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都是比如说国家资源啊、法律啊等等这些方面。现在我们讲的是社会的这个因素。当女性在现代父权国家里面参与权力游戏，它充满了看不见的阻力，让她们的努力反复被吞噬。比如说本章开头提到的印度铁娘子甘地夫人，为了保住权力，最终呢，实际上是放弃了给男性结扎的政策。又比如德国基民盟党的默克尔，虽然作为一个天才政治家，连任了十五年的德国总理，但是却没有能够显著地改善基民盟党她所在的党领导班子里头的性别比。而中国的女性革命家们在一九四九年为女性争取到的离婚权，却又在二零二一年被离婚冷静期法律的出台削弱了。所以印度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左派知识分子阿兰达蒂·洛伊，她写了一本书叫《威武之神》，很有名。她有一句话就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鬼打墙的现象。她说权力很少直接对女性说不，它会拖延她们，把她们引向别处，并最终耗尽她们。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二号，南非司法与宪法发展部长Mamokho Kubayi在非洲女性司法领导人最高级别会议上引用了这句话。她随后用这句话说明法律上承认平等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权力结构已经实现平等。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吧。即便是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女性参政程度最高的是北欧国家，他们也是依然普遍存在着性别权力失衡的问题。比如二零二五年的芬兰和冰岛，他们的内阁女性比例已经达到或是甚至超过了一半。冰岛议会的女性大概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瑞典大概是百分之四十六点七。但依然常见男性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女性付出大部分无偿照护劳动，女男收入差距，最赚钱和有实权的职位和职业多由男性占领，专门研究女性健康的经费远远低于男性健康的研究经费等等现象。这些国家在法律上似乎有相当高的性别平等意识，女性可能已经拥有跟男性相同的投票权、受教育权，也有很多的女性议员、部长和法官。但在现实之中，女性在社会权力里依然低于男性。因为社会、文化、宗教、传统习俗、家庭等等都是被父权塑造的，它还是男性中心维护男性霸权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问一连串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女性总是承担更多的家务和照护？为什么男性总是拥有更多经济资源？为什么男性总是占据更高层的政治、经济和暴力机关的职位？而在内阁里面，女性经常得到的职位是什么？家庭啊，福利啊，教育啊，这些不能掌握核心资源的这种位置。为什么男性滥用权力却又得不到真正有效的惩罚？然后呢，孩子明明是女性生下来的，为什么还要跟父亲姓？为什么当一个全是女性的会议室里出现了一个男性，哪怕他是个毫不起眼的弱小男性，大部分女性都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关照他，让他成为会议的中心。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嵌在父权社会的男性霸权传统之中。这种男性霸权传统之中就包括了中国社会堕女胎、杀女婴的传统。即便中国有法律禁止堕女胎，但这并没有改变全社会追男保的趋势。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二零二五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百一十一点五比一百，每一百个女婴出生，就有一百一十一点五个男婴出生，远远高于幺零三到幺零七比一百的这个正常范围。正如安德里亚·德沃金在《仇恨女性》这本书里论述的，父权社会有着仇恨女性的传统，它是仇恨而不是厌女，用厌女这个词不足以形容。而我们从中国的人口性别比可以看到这种仇恨女性的极致表现，它就是夺走女性的生命，不让她出生。法律没有办法完全地改变。中国的法律是禁止了堕女胎的，但是人们依然选择去杀死尚未出生的女孩子。而即便在女性权益最高的冰岛，虽然恨女程度较轻啊，但一个普通冰岛女孩子的生活 也还是嵌入在厌女的父权社会里的。我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描述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说。这个女孩子我们就叫她安娜吧。安娜是很常见的冰岛女孩的名字。安娜的童年生活可能是这样的，她有很大的概率会诞生于一个由妈妈和爸爸组成的所谓核心家庭。冰岛有60%到65%的家庭是伴侣组成的，其中以异性伴侣为主。她不太有可能，就是很大概率是不可能出生在由一个妈妈的妈妈为中心组建的母系家庭。那安娜的妈妈可能会跟随传统让她随父姓，因为冰岛迄今有85%到90%的人是随父姓的。她的妈妈爸爸在生下孩子后有一年的育儿假，所以她的妈妈呢，不需要辞职照顾她。但是妈妈还是很可能放弃全职工作，选择兼职。因为孩子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就能生活自理，而父权社会里面没有母系大家庭的支持，孩子她就只能由母、父照顾，那总得有一个人在家多花点时间。所以呢，冰岛呢，有30%的女性是兼职工作的，而只有4%的男性会选择兼职。那安娜从小看的经典童话告诉她，女孩子要用善意去拯救男性，这样她就可能嫁给一个王子，而这就是她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全部幸福。冰岛的童话经典叫做《迪玛林的故事》，女孩子看的。这个迪玛林的故事就是讲了这么一个迪玛林公主拯救了一个王子，然后 happily ever after，结婚了，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完了，女孩子没有事业的这种想象。而男孩子呢，则会全世界冒险，去探索自我。冰岛最流行的另一个童话是丹麦童话，叫《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帕利》，是个男孩子做主角的。就是这个男孩子，他有一天醒过来，发现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全世界到处去玩啊，去吃啊糖果啊什么的，但最后他发现他还是想要世界上有其他的人。你看这个男孩子在童话里的主体性是非常强的，不会去服务任何人，而是自我探索，去冒险。所以等安娜进入少女时代呢，所有的父权文化又都会塑造她对自己的想象和定位，让她无法想象另一种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比如女性可以跟自己的母亲、姐妹住在一起，生下跟自己姓的后代，组成强大的互相支撑的母系家族，而无需向男性让渡任何权力，还可以用武力和智慧向男人夺取权力，不用担心自己是否足够善良，更加不会用美丽、善良这样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女性。她更加无法想象女性可以做第一性，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表面的平等。所以你看冰岛的社会文化依然是被男本位的传统塑造的。国家没有办法仅仅靠一条法律就改变整个社会、家庭、劳动市场、经济制度、文化观念，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都会影响国家，而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些关系，这是一个难以终止的恶性循环。就正如第二波女权运动著名思想家凯特·米利特在《性别政治》这本书里所说的，性别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和法律之中，也存在于家庭、性关系、文化和文学之中。从家庭到教育，从宗教到法律，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都在共同告诉人们，男性应该领导、支配和保护，而女性应该服从、照顾和依附。所以父权制不是某几个坏男人或者几个坏女人造成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不断衍生出新的男性霸权，让女性在父权国家的权力游戏里不断地被拖延、影像岔路，消耗到精疲力尽。所以女性进入国家权力机构啊，和权力机构本身发生改变是两回事。让更多女性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改变那些不断产生和维护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我们这里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说民主国家机制不能最终保护女性，并不是说民主的机制跟集权的机制对女性就是一样的糟糕。呃，它可能有些时候是一样的糟糕，但是在总体的可能性上有一个区别。毕竟吧，在相对开放和稳定的民主机制里头，女性还是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夺权，改造国家秩序，而不必为此丧命。所以建立成熟稳定的民主机制，是有利于女性参加权力游戏，最终推翻父权制的。只是我们不能对父权民主心怀幻想，认为它就是女性权力之路的终点，只需要改良，而不需要彻底重构，这绝对是个幻想。好，那我们现在说到了国家之中，父权权力机关、父权法律、父权社会和父权文化，这些交错的机制确保了男性霸权的持久和壮大，很多女性也不由自主地在被它们洗脑和驯服，成为父权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维护者和生产者。如果我们只是让某个女性坐进父权的第一把交椅 而这把椅子的结构完全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可能得到的只是更多女性成为父权国家机器的管理者。就算她努力试图摧毁男性霸权，她的努力也很容易被父权的权力框架抹除。这个就是孤掌难鸣。即便是女性，如果突然有一天集体造反，夺得了包括暴力机关在内的权力，但却依然遵守父权国家的权力框架，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女性霸权，由无数女王或者女总统领导等级制的社会，继续互相以武力征服或者争夺，征服或者争夺资源。这样的社会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当女性掌权，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真的会热爱以暴力和等级统治维系的国家吗？谁来做领袖，谁掌握暴力，谁可以以强权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是这个阶段的女性争取权利时要问的问题。但人类的政治制度是不是一定需要暴力和特权阶层，才是女性未来之路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母权社会能够给我们的重要启发。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我们会根据母权社会的经验来讨论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制度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新出路。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谢谢收听。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启发或者帮助。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款，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和Patreon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seahorseplanet.net。很荣幸与大家同行。

[片尾音乐]

Stepping back a little bit while I was in the business,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enemies of the business.

And one of them was feminist attorney Catherine McKinnon.

I ended up reaching out to her saying, you know,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And she recommended I file with the EEOC for sex discrimination.

And that's when they finally came forward and they offered a settlement to go away.

And when it happens, they have rights and they can come forward, and very often they can come forward as a John Doe or Jane Doe anonymously.

But I do wanna get back to the, uh, you were asking me about the history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this wonderful author, Catherine MacKinnon, published a book in 1979 called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And she made the deceptively simple argument that when a man with workplace power demands sex from a woman who needs a job, that's not a personal thing.

It's not between the guy and the girl.